郑和下西洋纪念与科学史观
2005/7/15
六百年前的郑和远航成就是中国人的骄傲，船队的和平外交通商也体现了天朝大国不愿恃强凌弱的国风，这些都是值得纪念和称颂的。但是，在纪念伟业和借古喻今时，还应坚持科学史观。那些上得台面的专家出于“咱祖上比你家阔多了”的思想而追求的不科学考证和论证，对外会贻笑大方，对内会影响后人的治学态度。为此，似乎有必要发表一些虽然与主流意见不太谐和、但却经过客观认真思考的个人观点。
西方与中国的航海需求与航海史比较
历史上，地中海沿岸分布着数不清的城邦和国家。这些城邦和国家之间需要贸易。与环海岸线陆路旅行相比，跨海航运无疑更为快捷便利。同样地，对于居住在北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日耳曼人和维京人而言，坐船绕过欧洲西部海岸线南行，可能并不比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更为困难。地中海相对比较平静，对船只的抗风浪要求比较低，这也是该地区跨海交通得以发展的一个方便条件。
中国是统一而自给自足的大陆国家，对外贸易基本上依赖于外来的商队。国内的船运主要依靠天然河流和运河，几乎没有发展海上贸易的需求。
地中海沿岸和北欧各国对航海的需求和依赖远高于中国，他们的航海历史自然也可能先于中国。在研判郑和船队是否为当时世界第一之前，不妨先比较一下西方和中国的航海史。
荷马史诗中的特罗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十三和十二世纪，据称当时的水手和海盗都属于体面的身份。罗马帝国在公元前，多次跨海征讨迦太基人、凯尔特人，并且征服过埃及。北欧的日耳曼人在公元五世纪跨越英吉利海峡，占领了不列颠岛。为收复圣城而发动的多起十字军远征发生在公元十一到十三世纪。公元十五和十六世纪，东南欧洲的多个国家反遭奥斯曼帝国的北侵和统治。所有的这些战争，都需要跨海输送军队给养甚至伴随大规模的海战。
发生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海战中，罗马和迦太基的舰队规模都在300艘以上。公元六世纪，东罗马远征军的舰队规模为500艘，水手2万，奴隶划桨手2千，船只的载重量为45到750吨。公元十六世纪的一次海战中，欧洲联军和奥斯曼帝国的舰队规模分别为300艘和250艘。战舰长度为40到60米，排水量200吨。尽管当时的火炮还不能在300米外贯穿船舷，但一艘战舰最多可装载火炮50到70门，其火力不可小觑。
中国的航海事件则相对简单。值得注意的大致有秦始皇于公元前三世纪派遣船队前往蓬莱仙山求不死药的有去无回，三国孙权于公元三世纪遣将浮海去台湾掠回千余众，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十三世纪远征日本的舰队在久攻不克后因遭遇暴风雨而覆没，以及当前隆重纪念中的郑和在公元十五世纪的文明远航。在郑和远航的百余年后，大明帝国终于在抗击长期侵扰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的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民族英雄戚继光多在陆上御敌，虽也有战舰，但其装备的火器却是以购自西方的“佛朗机”为主。
上述史载的重大航海和海战记录表明，西方的航海历史不但早于中国，而且具有延续性。如果认为造船技术和远航能力的发展都需要以历史继承为基础，则郑和船队在明朝初年的飞跃式突变似乎有点不那么顺理成章。
对郑和宝船尺寸的质疑
郑和的宝船究竟有多大？文字记载为长44丈4尺，宽18丈。据专家考证及换算，分别约合公制的125米和50米。大致相当于小半个舰长为250米到300多米、甲板宽度在30米和70余米之间的现代航空母舰。
从已发掘的长宽分别为500米和70米的船台遗迹、以及超过11米的巨型舵杆推断，宝船当然小不了。不过，崇尚儒家学说的国人，似乎是历史性的对数字不敏感，或者喜欢夸张。在船只长度的记录中，就有唐代20丈、宋代近40丈、以及宋代的西湖舟船50余丈。水面面积不到6平方公里、湖水浅得需要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苏轼劳民伤财进行疏浚的西湖，好像没有必要使用、也浮不起百余米长的大船吧。
据资料介绍，明代的1尺相当于9.5到13英寸，福建考古出土的实际造船尺的长度为10.53到11.037英寸。既然长度测量工具的弹性这么大，专家的推算结果或许也未必准确。笔者不如试着从另一个角度自己估算一下。书载郑和身材魁梧，高7尺（又称9尺）。他老人家当然不会高过姚明，若按7尺相当于1.85米折算，1尺约合0.264米（10.4英寸）。由此估算，44.4丈的船长大致为117米。如果再假设文字记载有10%到20%的夸张，则宝船的实际长度还有98米到106米，似乎仍然值得后人骄傲并感叹其建造的难度。
据记载，宝船有9桅12帆，桅杆为杉木，船舵则用铁梨木制作，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从专家给出的复原模型看，宝船甲板上露出的桅杆高度超过船体长度的一半。从100米的船长推算，包括甲板以下部分的桅杆长度应不少于55米。网上资料表明，我国广西现有最大的杉树，高50米，胸径1.6米，材积49立方米。木头的比重在0.4到0.6之间。杉木稍轻些，若按0.45的比重计算，49立方米约有22吨重。就是砍去枝杈，再刨细了，总也有10多吨。即便能在山中找到这许多大树，要将它们运到位于江苏的船厂，实在也不很容易。
舵杆长度其实也只是一个间接证据。流体力学知识告诉我们，船速越低，舵效也就越低。同等长度的宽体低速船所需要的舵面积远大于窄体高速船。因此，船舵的尺寸并不总是和船只的大小成正比的。
由于儒家文化出于士农工商的等级顺序而轻视工匠、以及因为将制造工艺技术视为末技而不留笔墨等原因，后人无法找到宝船的图纸尺寸等实证。考虑到远洋船、近海船和内河船的结构差异很大，建造大船的技术也绝不像将小船尺寸等比例放大那么简单，因此，尽管明代在建造内河和沿海船舶方面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经验，如果认为将其扩而大之、推而广之就能造出超大型的远洋船来，似乎也太过幼稚轻信了些。笔者认为，在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能让人们排除所有的怀疑之前，仅仅出于民族自豪感就盲目相信和违心论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难做到的书本记载，并且对内对外大肆宣传的做法，似乎也应被归入伪科学之列。
郑和纪念的认识与误区
郑和下西洋的成就与影响已有太多的评价，共识无需重复，不过尚有被专家忽视甚或遗漏的几点值得本文补充讨论。
航海经验以及对季风海流等自然条件的利用使远航事半功倍。郑和每次出海都需时两年，去和返大致多在固定的季节，这是为了充分利用东南亚和印度洋北部的季风。对各地季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应该是航海者多年经验的积累。能够吸取和利用前人经验，在多年的远航中有效借助自然界的力量，或许是郑和船队的远航中最值得后人学习和称颂的。
忽必烈远征军的两度进攻日本，都是沿海岸线逐岛跨越，在对海防工事久攻不克时，只能在近海抛锚，最后被风暴所击沉。其实只要有沿海续航能力，坚持绕日本本州岛一周，一定能发现容易被攻克的薄弱所在。如同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舰队，发现广州海防太强，可以转而攻取宁波天津。与元代水师相比，郑和船队的续航能力的确大为提高。不过，似乎没人讨论如下问题：郑和为什么只下南洋西洋，而不去东洋转转？凡元明两代，中国沿海地区不堪倭寇的连年侵扰。郑和及其朝廷是以为胜之不武，是自觉集团军打游击队不能尽歼，还是为了留待戚继光在百年后成就功名？
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对无法解释的数据，起码应该稍作论证。宝船的尺寸是一个问题，铁钉木板是否能造出具备航海性能的如此巨舰也是一个问题。对于后一疑问，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专家只是说，现代人造不出100米长的木船，并不等于明朝也不能。这种态度严重偏离了求实客观的科学精神。即便造出接近航空母舰规模的超级木船，它能维持正常的航速，提供必需的操控性能，并且抵御海上的风浪吗？正因为如此，海事专家的说法就比历史学家客观一些：大号宝船可能因专供御用而从未出海，郑和所乘的或许只是长约60米的二号宝船。
取资料时应注意合理性分析，不能合我用就取，不合用就弃。对于首次出使2万余人的供给问题，资料上原有马船、粮船、水船等专用补给船只的记载。有专家引经据典，补充说船上还种植蔬菜，因此决无后勤困难。这就是过犹不及，反会授人以话柄。可以问一下菜农，要种植足够郑和一个人吃的蔬菜，需要占用多少甲板面积、堆积多少泥土、每过几天浇多少淡水？作为奢侈品倒还可以，要作为哪怕是部分的后勤供应，在船上种菜无疑于天方夜谭。
因为好望角航路的凶险，东西方的舰队并没有机会一较高下。客观比较历史资料，公元十五世纪的郑和船队，在船舰的尺度、性能和战斗力、甚或船只和人员的规模等方面未必远超当时欧洲各国的联合舰队或者奥斯曼帝国的舰队。虽然从元末人相食的大饥荒到郑和的首次出海只有五、六十年，明初的经济实力可能还在恢复生息中。但是，大明帝国的综合国力可能强过地中海沿岸各国，再加上中国皇帝可以倾其国力支持非功利性的远航，郑和船队在航程和影响面上，确实远超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永远值得后人称道和纪念还在于，郑和船队虽然拥有荡平途经小国的战斗力，却坚持不攻城掠地的和平远征。
明代中国成为海上强国的可能性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而来往。西方航海能力的发展完全建立在商船贸易、海盗抢掠、侵占敌国等经济、政治目的之上。因为世代需要，所以始终兴旺。发展中的变化只在于随着国力和技术的变迁，由不同的国家轮着做海上霸主。反过来，如果没有利益，凡事都难坚持。农业经济的中国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因此没有商业贸易和拓土开疆的强烈要求。历史上重视海上贸易的只有偏安于一隅的南宋、以及兄弟国家横跨欧亚大陆的元朝。明初派遣船队出远洋以宣示国力、德化天下、厚予薄取当然是个壮举。但是，后人在感叹称颂之余，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壮举是绝对不值得、因此不可能永远坚持下去的。
大一统而自给自足的中国没有强烈的商业需要。农业人口有足够的耕地在正常年景下维持生活，基本上不存在迁徙拓荒的压力。儒家文化政治鼓励农民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并且反对背井离乡和开疆辟土。相对平整的大片国土仅为数条河流所分割，水上交通以内河航运为主。沿海土地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渔业和海运需求有限。冲积平原和黄河改道对海岸线和沿海航路的缓慢改变也可能对近海航运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只要生产方式不改变，就没有推广海外贸易的必要；只要国土面积还能承受人口发展，就没有海外殖民和掠夺的必要。由此看来，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有其必然性。再一方面，封建王朝终归摆脱不了由盛而衰的命运。既没有需求，国力又不能长久支持，封建时代的中国当然不会成为海上强国。
后记
写完上文后忽生感慨：花这几天时间，就敢于如此评论行外话题，是自己太厉害了，还是像某些专家一样有点儿伪科学？不管怎么说，文中的观点结论的确是建立在尽可能客观认真的调查分析和研究推断之上的。虽然如此，因为不符合主流意见，再认真再科学也上不得CCTV之世纪讲坛等大雅之堂吧。至于是否有违科学史观，就有待读者评价了。